与文化有关的乱弹(三)

   甑　文   杨秀珍

罗马帝国以后，欧洲未能重建帝国组织，这使它在文化上拥有许多新的特点：多元性、适应性、可塑性。因为没有传统文化的束缚，经过西方文化史上近千年“黑暗时代”的孕育，十三至十六世纪的文艺复兴终于到来了，也许是酝酿得太久，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大师：但丁、薄茄丘、拉伯雷……还有一位空前绝后的天才：达芬奇，只看看他的头衔：画家、建筑师、哲学家、运动员、诗人…十数个行当都干得有声有色。这时欧洲商业发达、商人的地位也远比中国要高，由于他们的影响，世俗主义和人文主义得到更多的关注，整体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从而引发了宗教改革，宗教在政治、经济领域的权威地位一去不返；科技进步、经济快速发展和相对民主的政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以此为基础，开始了必然的海外扩张。与欧洲发现新大陆相比较，郑和的远航似乎有点莫名其妙：莫名其妙地开始，又莫名其妙地结束，既未能吸收先进文化，也不曾带来巨额利润。今天的我们也只好发掘远航的历史意义。

对财富的贪婪使欧洲文化的传播带着一股血腥味。积弱已久的中国不管是否情愿都得对它作出反应，可是自然经济敌不过货币经济，抱残守缺的儒家文化也敌不过方兴未艾的西方科技，这已不只是文化的比较、吸收和创新，而是到了民族存亡的关头，对西方文化的傲慢态度就此结束，中国的知识分子留洋归来、开始重新评判自己的文化。新文化运动开始了，民主与科学成为当时最热切的盼望。由于十月革命的成功，马克思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并在以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发起和参加新文化运动的人们主张也各不相同：有愿意信奉新主义而不惜“用骨肉碰钝了锋刃”的鲁迅；有学贯中西却尊孔孟为偶像、甚至连辫子都不肯剪的辜鸿铭（这使他成为那个新时代的旧传奇），还有胡适，几乎完全接受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各种各样的主张在碰撞、各种各样的文化在交汇、各种各样的危机此起彼伏。危机不仅是在中国——经济萧条、政府失去信用和社会混乱使资本主义国家走向战争，中国成为最残酷的战场之一，好在结局圆满：新中国成立了。可是文化的发展并非就此一帆风顺，建国不过十余年，文化大革命又使文化饱受摧残，这场运动对文化的唯一贡献，就是提供了可以批判的材料，比如之后的伤痕文学。

     历史终于走到了今天，中国正确地选择了市场经济的道路并逐渐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几乎所有的事实说明文化对后世影响深远而经济对当时的影响则更大一些，在经济蓬勃发展的时候，它似乎主宰着一切。科技发展使文化交流变得快捷而方便，阿巴斯王朝时代的穆斯林学者盛极一时的翻译与传播活动如今每一天都在进行中，于是亲英美、哈日哈韩、美女作家、芙蓉姐姐……其实也不过是浅薄或浮躁，在经历了文化真空之后，又身处社会转型之中，人们对文化总会有比较、选择和调侃，不论是传统的还是外来的。可是中国是如此地与众不同：相对闭塞的地理位置，儒学的广泛传播和科举制度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文化上一脉相承、历史不曾中断的国家，数千年保留着自己的民族哲理和传统，这也许使中国对世界负有特殊的使命。一位社会学家说：“技术和经济越发达，社会就越趋向于不公正。”要消除这种不公正，文化应当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若不能消除，那至少是可以缓和。在这样的重任之下，如今的文化又该怎样以姿态出现和面对呢？不能不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