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界潜规则：监守自盗
出版界看上去繁荣无比，但记者在一个多月的采访期间却发现：这只是表象而已。
2003年我国开始推行文化体制改革，出版社由事业单位向企业化转制。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中国文化产业发展报告》披露，由于改革触及出版体制和出版行业一些深层次的矛盾，特别是相关利益获得者的抵制，出版业改革一度停滞。
据有关人士介绍，改革的艰难曲折也导致了出版管理体制的混乱局面，有些出版社已经改制，却面临生存压力；有些正在经历改制过程中的阵痛，但找不到前进方向；少数仍然坚守事业单位的性质，依旧按老一套的方式运作。而被喻为民间出版力量的文化公司又缺乏相关部门的引导和管理，于是，不统一、不规范，缺乏标准，各自为政，就成为当下出版界的标签。
面对民营书商的市场嗅觉和非一般的出书速度，作为企业的传统出版社，考虑更多的则是如何维护、加强自身影响力和扩大品牌效益，同时尽可能多的获得市场份额。
传统出版社靠两种类型获利，第一是知名作者，第二是大量的投稿。然而名家很少能一年一部长篇，更多的是数年磨一剑。而读者投来的稿，多数会被编辑退掉。
“要减少市场风险就要做名家，投稿的作者大多没名气，他们稿子出成书缺乏市场前景很可能赔钱。”曾是重庆 出版社编辑，现为北京共和联动图书公司资深编辑的李江华说。
不赚钱甚至赔钱的作品，民营书商不会出，出版社同样敬而远之。
“这也是很无奈的事情，如果出版社老是处在低端，出不了赚钱的书，各地的经销商就会拖欠书款，时间一长，出版社可能连正常的开支都无法应付。”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脚印说，“所以，有了畅销书长销书，才能拿捏到经销商，维持正常运转。”
但是，能出畅销书或者拿到热门书稿的出版社毕竟只是很少一部分，其他没有热门图书的出版社怎么办？为了生存，有些只能硬着头皮增加图书品种，以此获取微薄利润；有的为了追求短期市场效益，盲目跟风畅销书，生产出大量流水线产品，造成许多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少数急功近利的出版社，基本上是以买卖书号为生。
在出版社工作多年的施袁喜向记者透露，隐瞒印次和印数已经成为当下出版业的“潜规则”：一种是注水，将印数夸大，吸引读者注意力，造成舆论高潮，由于趋众心理，面对两本同类型书，读者多半会选择印数多的；一种是印数缩水，这是为了少付作者版税或少交税。于是，超出印数的“黑书”除去低廉的成本外，便都成了出版者的利润。
“出版社隐瞒印次和印量，多出来的书说白了就是‘黑书’，属于‘盗版’，圈内也称之为‘自盗版’。一般来说，作者基本无法证实出版单位到底卖了多少自己的书。因此，某些出版社才敢肆无忌惮地虚报印量。甚至有的出版社要求与作者签订‘以实际销售数结算版税’的霸王条款。与印数相比，实际销量是无从了解的。”施袁喜说。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也发现，不少畅销书重印本的封面和书脊与第1版第1次印刷在字体和设计上均有改动，而且里面的部分文字及内容错误已经改正，但是，在重印书的版权页上标明的仍是第1次印刷的册数——这也是很多纯文学作家不愿意写畅销书的原因。
按相关规定，每印刷一次以及加印都必须进行累计，并反映在版权页的印次印数上。
一位获过鲁迅文学奖的作家告诉记者，很多出版社不能遵守商业规则，缺乏诚信，书卖了10万册，但版权页上只标3万册，由于没有证据不好说什么，但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腆着脸写个走市场的东西，卖得好也拿不到多少钱，与其这样，我还不如老老实实写点自己想写的东西。”他说这话时，眼光显得很无奈。
值得庆幸的是，很多作家意识到这一点。童话大王郑渊洁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就表示，自己选择出版社，首要是看其诚信度，也就是不对作者隐瞒印数。他说，“很多年前，南方一家少儿出版社在出版我的书时，向我隐瞒印数达数十万册之多。”
国内出版界的这些隐疾，或许在体制完善和真正的诚信建立后，才能得到根本的改变。相对中国，在出版业发达的美国，畅销书常常行销全球，动辄上百万册乃至几千万册，有些作家系列作品销售总量达到上亿册。但“出版社对于作者是诚信的，版税半年一结，卖出多少就是多少，根本不会隐瞒印数。”施袁喜说，中国出版界与国际接轨，还有段路要走。
值得一提的是，国外部分作品在畅销的同时，还带动了电影、玩具、时尚用品等相关行业的蓬勃发展，并支撑起强大的国家文化，在全球范围内所向披靡。英国女作家J·K·罗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在全球已卖出了3亿多册，成为继《圣经》之后西方世界最普及的图书。由书改编的电影票房总收入超过20亿美元，DVD发行也超过了10亿美元。据一项粗略统计，由《哈利·波特》带动的相关产业，经济规模已经超过了2000亿美元。
“以后我们做书，作品只是起点。”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说，在书业方面，尽量控制品种，多出精品，提高印量，将一本书做成一个产业，才是未来几年发展的主导方向。“当然，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要很多因素的组合，不是每个出版社和每本书都能做到。”
可以想见的是，对沙漠舟来说，他未来几年发展的主导方向，极有可能是穿梭于各个书店之间。2007年国庆节那天，因为缺乏相关证件，常常连出版社的大门都无法进入的沙漠舟给记者打来报喜电话，可能是手机信号不好，也可能是北京风大，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像是从千里之外飘过来。他笑着说，一个书商终于答应出版《亲爱的苦难》了，但前提是不付稿酬，“书出来后，书商会给我3600本书，到时我送你一本，剩下的，我自己想办法卖……”
(《21世纪经济报道》高级记者黄一琨和《第一财经周刊》记者徐涛对本文亦有帮助，在此致谢)成都商报特约记者吴怀尧 发自北京、武汉、成都等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