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种种，便在城市人和这些人之间树起了一道高墙。“外围有肉眼看不见的高墙”――著名日本作家村上春树在其长篇小说《海边的卡夫卡》借文中主要人物之口这样说。我想说，这里也有高墙，也是肉眼看不见的，隐形的，却又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的。这堵高墙，严格地区分开了城市人和农民工，有了这堵高墙，农民工便再也无法将自己完全融入这座城市，有了这堵高墙，贾平凹先生的“刘高兴”就再也高兴不起来。贾平凹先生写长篇小说《高兴》的时候，他与鲁迅先生一样，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 。

作家的的忧患意识令人沉重，而我每天与他们同行的时候，心底时时涌起一丝悲凉，为着这些挣扎着生存的人，这些人，他们大都明白这个城市并不属于自己，他们中有的人也曾幻想在这种流动得既频繁又无情的行业之外找到某种依靠。可是太难了，他们很难溶入城市这个整体，很多时候，他们都有背起行囊上路的欲望，以为城市就是目的地，可更多的事实让他们往往找不到目标。求生的本能和对社会变迁的反应，让他们不想这样活着，不想一辈子和一天没有区别。可是高墙切切实实就在这里，到底是谁在筑起这高墙？曾经看报道说羡慕某国国民的自信，即使是个守门人，也能做到不卑不亢云云，可是，谁能给我们这些农民工以同样的自信？

也许我所看到的仅仅只是一些表象而已，可是我一直难以忘却那一张张写满风霜的面庞，那一双双粗糙的大手，他们当中也不乏乐观自信的人，深深地感染也感动着我。我时时会想到有这样一个群体，这些应该是我的父老乡亲的人，想起他们早上会先带上一套做工的衣服；上车时他们尽量地缩着他们的身体，背包里也许还装着他们中午的干粮，在午歇的时候，就着开水一口一口吃下去，或者根本没有开水；他们在城市里候鸟般生存，以城市为目标不断迁徙、不断奔忙的时候，有一种疼痛紧紧攫住了我的心。如果不单单是一部分人富起来，如果没有城乡收入的差距，如果他们的生活保障更多一点，如果同行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能收起怜悯、同情和鄙视，也许自信的微笑会浮在他们脸上，也许那高墙就会倒塌的吧？我期待着。